少女小芭：兩面青春
父母眼中的“乖乖女”，陌生男人的“援交妹”——厚厚的面具讓小芭自己都分辨不清，哪個才是僞裝，哪個才是真實
個頭不高、皮膚白皙、紮著馬尾辮……看著眼前這個樸素、青澀的重慶女孩，童小軍怎麽都不願意將她與“援助交際”聯系在一起。
童小軍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社會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，從2010年至今，童小軍帶著一個6人的課題組，在重慶開展一項“在校女學生援助交際問題研究”，上述女孩是童小軍的第8個訪談對象，調研團隊給她起了個特殊的化名“小芭”。
小芭出生在一個典型的小康家庭，父親是名警察，母親是位醫生。在重慶，她的家庭條件算是“比上不足、比下有余”。2010年，她在一所中學讀到了高二，雖然成績不好，在家裏卻足夠聽話。不過，一旦到了外面，這個“乖乖女”立刻會展現她“魔鬼”的一面，用她自己的話說，“就是社會上那種‘流氓’，喝酒、吹牛，啤酒一次能喝四五瓶”。
“訪談的過程中，這個女孩的眼睛不時盯著桌上的零食”，童小年發現，眼前的女孩對零食幾近癡迷，那些薯片、巧克力對她有著非凡的誘惑力。“她不好意思地拒絕了我遞過去的零食，卻又讓我把它們藏起來，因爲‘一看到嘴就癢癢’”。
事實上，小芭對零食的嗜好與她的援交經曆息息相關，用她的話說：“男娃兒好吃要欠賬，女娃兒好吃要上當。”
“零食”竟像毒瘾一樣
談到“零食”，小芭話匣子開始打開了。
在上初二以前，小芭的成績在班裏處在中等水平，但上初二後，成績便一落千裏，甚至還讓她降了一級。也正是那一年，她有了男朋友，兩人交往至今。甚至她把自己的“第一次”也給了那個男孩——她至今記得，那是“高一的那年，11月17號”。
她告訴童小軍，如果沒有那天與男朋友的“第一次”，她“後來無論如何也不會去做那個”。此前她從未想過把自己的第一次給一個陌生人：“處女的話，據說一般都是8000(塊錢)，但是我不願意。”
除了對于零食的癡迷，她還喜歡上網，熱衷于網絡遊戲。“每天父母睡著後，我會把門反鎖，偷偷跑到網吧，等到第二天清晨父母起床前再溜回家裏。”小芭說，這樣的生活持續了至少2年，卻從未引起身爲警察的父親和身爲醫生的母親的注意。
用小芭的話說，爲了買零食和上網，她每天大約要花100元左右，而家裏一個星期只給她二十幾元。起初她盡量節省上網的錢，但買零食的錢卻無論如何也省不下來，這讓她苦惱萬分。
高二那年，17歲的小芭第一次“逃學”了，那時候十分厭學，索性跑出去玩，並因此結交了一個做“那一行”的朋友——那個女孩比她小幾個月，正是這個朋友介紹她入了“行”。
“想想真好笑，小姑娘的第一次竟然是爲了買零食。”童小軍說，但她笑不出來。
出于謹慎，童小軍試探性問起眼前這個女孩“第一次援交時的感覺”。坐在對面的小芭身子不經意顫了一下，但很快便又恢複了鎮定。她說久了就有點習慣了，慢慢就好了，回學校後就當這種事情從沒發生過一樣。
據小芭介紹，她的“客戶”通常都是三十多歲的中年男人，以外地人居多，來自各行各業，她遇見過官員，也遇見過律師。她一直試圖避免和他們有情感上的交流，只保持純粹的金錢交易。有人後來還想和她聯系，都被她一口回絕。
每個星期，她都會出去一兩次，一次自己能拿到兩百塊錢，夠她花上兩三天，等到錢花光了，就再打電話“約客戶”……
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……“援交”像毒瘾一樣讓她再也難以擺脫。小芭說，每次總是告誡自己：“這是最後一次了，下次一定不做了。”但是很快又會糾結：“啧，錢啊，沒錢真是很痛苦的。我一想到沒錢，整個人就崩潰了，想想還是做吧！”
小芭說，這樣的生活讓她換來了一些“自在”：不缺錢花，對學習也“沒有什麽負面影響”——“反正自己成績本來就不好，做不做都是‘超爛’”。
“不做了，就把電話卡一扔”
童小軍發現，對于這個17歲的小芭來說，人生的這段經曆，似乎只需要換個手機號碼，便能一了百了。而在援交的過程，小芭的自我保護和防範意識也遠遠超乎她的想象。
幾次經曆之後，小芭開始學著用自己的方式“保護”自己。比如，客戶家裏她是絕對不去的，她只去賓館，因爲賓館要身份證登記，如果“出事”的話可以找到對方，“在‘家裏’出事卻一點辦法也沒有，一個男的我一個小女生怎麽鬥得過他。”
她覺得“這種事”並不光彩，于是瞞著家裏，瞞著男朋友，除了介紹她做援交的女孩，從未和任何好友提起。她形容自己是“單兵作戰”，賺的錢也都不敢告訴別人，只有在媽媽不在家時，才會跑到超市，買上一大袋零食，然後往家裏拎：“我媽要是知道了肯定會問我錢從哪裏來的，我就死定了。”
童小軍不敢想象，僅僅因爲嘴饞，面前的女孩一步步走到了今天。她問小芭：“如果還能回到過去，一切還可以重來。如果有人像今天我這樣問你，早一點告訴你做這個是不好的話，是否還會繼續去做？”
小芭搖搖頭，從她的臉上可以看出，她對這樣問題有點抗拒。
“走一步算一步，下一步會怎麽樣沒人會知道。”女孩說，她也想過高中畢業後開一家精品店，或者是學一門技術，美容、足療都行。
“女孩的想法出人意料地簡單”，童小軍說，“最後，她看著我說‘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做了，就把電話卡一扔，別人就找不到我了。”